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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国:《昨日的天空》创作谈

来源:本站 2017/6/8

李爱国 简介

  李爱国,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原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画创作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画学会理事,被中国文联评为“百名优秀青年文艺家”。作品曾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铜牌奖;第十届全国美展优秀奖;第十届全国美展特别奖(“关山月”美术基金奖);第二届中国工笔画大展一等奖等。出版个人画集25本。发表论文等60余篇。作品为中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收藏。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美术馆等举办个人画展。

《昨日的天空》

文/李爱国

  在我的生活中一直有着表现战争场面的冲动。这源于我在军人家庭长大的经历,对著名战役,及指挥这些战役的统帅的敬仰。且从中获得了宝贵的滋养源源不断的为我的绘画输送着养分。1987年我三十岁,意外地获得了中国军事博物馆两幅历史画订件,《柴荣》和《太平军占领南京》。

  2013年,当我擅长的《成吉思汗》由于几件作品题材撞车的原因,领导建议我在落选的题材中重新选择。几十件题材中适合我的有三件《忽必烈与元大都》、《马可·波罗》、《于谦保卫北京城》(以下简称《于谦》)。经过思考,我选择了《于谦》。原因有二:一是它与我熟悉的蒙古族题材搭接;二是我对于谦的敬仰。这段历史我并不陌生,曾在2009年1月以于谦保卫北京作为了我文章的结尾。

  接下来感到自己被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我把《于谦》不仅只是看作完成一件作品,而是如何把我三十多年来的蒙古风情绘画推向新的领域。在画幅尺寸、人物数量、结构安排、形象塑造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在我已有的作品中,它如果不是最好的。也应该是最宏大的。

  做事专注,作画速度慢,成了我的一大缺憾,这预示在未来创作《于谦》过程中,我将被迫放弃那些已经趋于成熟的作品构想,大大减少了新作品的问世。而面临着在美术界淡出的风险。

  这年我五十三岁。要压上最宝贵的五年时间、精力、生命在此画上。这就像一场赌注,我的心缩紧了,因为我实在是输不起!

  我开始对中外的历史画及战争题材绘画细致地浏览、研读,其中绝大多数是西方绘画。了解他们做了哪些,哪些画家做的好,好在什么地方,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是形象、服饰、兵器、道具的收集。这是一项枯燥、费时的工作。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库,查阅了五十到八十年代末的《民族画报》和《内蒙古画报》。有关蒙古题材的电影,像工兵排雷般的搜寻每一个镜头,用相机把可能有用的画面拍下来再打印。查阅能找到的兵器、服装画册,查找我近几年从国外买到的印第安人及蒙古人的摄影画册,从网上搜寻元代、明代与之相关的史料和绘画。由于不知未来会用到哪些,只能撒大网式的收集。对此我是贪婪的,其中有马鞍、水壶、弓箭、盾牌、火药壶和服装、帽子及各种图案。打印出的资料足有两纸箱。

  但渐渐地我感到了作品的雏形,我的思绪回到了五百多年前北京德胜门的天空。

  我认为此画应沿着两条河流进行:一条是也先为代表的蒙古人;一条是于谦率领的明军。而硝烟则起到使两条河流交汇的作用。其中。蒙古人是主流,是长线条的。由于它的推移而引起了土木堡之战及北京保卫战。如同在齿轮运动中主导轮的旋转会带动各相关齿轮的运动。

  

图1 李爱国 《于谦》作品构图稿

  如何把复杂的事物、丰富的资料聚焦在一个画面上?我用五天时间画了第一张构图(图1)。但人物在画面比例过小。这是历史画不容忽视的问题,使你精心刻画的形象得不到应有的突出。对构图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物及马的动势。即能够充分揭示事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动作。这是最能体现画家才华的章节。如伟大的习里柯在《梅杜萨之筏》众多的构图中,老人抱着死去的儿子这组动势出现的频率最高。显然它是作者感到满意并最先被肯定下来的。这个举动极为重要,它使后来许多的动势展开有了参差、呼应、聚散、节奏的坐标。

  

图2 李爱国 《于谦》作品构图稿 局部

  第一组被确定的动势是画面右下角最前面的两个明军(图2)。随后的工作就是在昏暗的环境里如何点亮一盏烛光,并把画面通体照亮。让动势群组成具有美感的图形。

  绘画创作中,我擅长于细节、质感、意境的表现,而构图并不是我的长项。对画面过于苛求以及默写能力不强,导致我构图的速度过于缓慢。

  横幅构图《于谦》,0.5米×1.03米小黑白稿和小色稿耗费我十个月的时光,但它让我感到自己终于穿越了最艰难的荆棘丛而踏上了顺利的征程。下一步是我擅长的细节刻划以及劳动量了(图3)。所以当组委会通知我此画构图必须改为竖构图时,对我的打击是近乎毁灭性的。它将预示着我必须要“第二次穿越草地”,精心安排的人物关系,画面结构要推翻重来,为此付出的宝贵时间将付诸东流……

  

图3 李爱国 《于谦》作品构图稿

  经过反复思考,我认真的给组委会写了份报告。表示我已无力进入下一个程序的创作并申请退出。不久,冯远老师亲自打来了电话,鼓励我将创作继续进行下去,让我很受感动。

  

图4 许勇手稿

  我仰慕许勇老师,他能轻松地默写出优秀画作(图4),具有独到的作品赏析能力,长期以来一直深深影响着我!我再次来到沈阳请教许勇老师。他以言简意赅的话语为我横构图改竖构图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又一次让我走出了艰难的泥潭。

  

图5 李爱国 《于谦》作品构图稿

  我用了三个多月才把这张1.28米×0.95米不大的画面勉强铺满(图5)。我采用了军事上“外线作战”的方式,不按画面的前后顺序,而是哪里考虑成熟就画那里。再渐渐的向动势或动势群周围拓展,逐步扩大战果,联成一片。最后的收口是最具挑战性的,它既肩负着与周边的呼应、衔接,还要体现对比和错落。一个尺寸仅十公分人物的确定,竟用了两天的时间。

  与正稿等大的草图5.1米×3.8米是2015年初开始的。小构图放大不仅是体力和时间的增加,也是画面结构及细节的检验。为了使草图更接近正稿,我用毛笔和墨作画为后来的宣纸正稿进行了预演。

  登高作画不便且危险。我构想并完成了一套简易的升降设备。使画面任何一个部分都可站或坐在地面上完成。优秀历史画作的一大难度是要求作者能回到往日的时空中去思索和走动。不仅要求作者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还需具备敏锐的艺术感觉。并能简洁、流畅地把它表达出来。作者的态度应始终明确地出现在作品中。它比拥有丰富的素材和完美的形式更加重要。

  塑造几百年前蒙古人形象是极具难度的。形象是时代的印记和缩影。纵使跑遍今日的内蒙古草原也未必能找出昔日粗犷、原始特征的形象。它要求作者在素材的基础上还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每个形象必须具备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先与于谦构成了画面的主要矛盾,暗示着两个集团的博弈。也先周围是他的幕僚班子。蒙古人唯一戴头盔着甲胄的代表亲兵卫队,其余多是从军的草原牧民。由于蒙古族人口较少,兵源缺乏,六十岁的老者和十几岁的儿童在军中屡见不鲜。

  

图6 马鞍

  从草原买回的满是汗臭的马鞍再次建立了功勋(图6)。画中多数的马鞍子是对着它写生的。这副马鞍依然像卫士一样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蒙古袍是我精选了十七张羊皮在锡林格勒草原定做的,重达十多斤。蒙古袍的各种图案源于草原多家服装加工厂的废料中。领口及纽扣均有实物。盾牌和甲胄选自俄罗斯军事博物馆的图片。

  查阅了国内相关博物馆的信息,竟找不到一件明代士兵服装的实物。凡是有价值的历史服饰画册我都买了。画作中明代士兵的灰锦甲是专门去军事科学院请教古代兵器专家后确定的。火铳和腰刀的实物最为丰富,按照土木堡事变的时间界定选择了单眼火铳。

  

图7 李爱国 《于谦》作品草图——明军动势图

  明代军队“职业军人”制度是有别于其他朝代的重要特征,它是一个由小兵、青壮年兵、老兵油子组成的混合体。一次偶发的灵感让我想到了煤矿。1984年连环画《煤精尺》的创作使我对煤矿并不陌生。矿工多源自不同的省份,出井时脸上的煤灰更接近战火中的形象。在山西灵石某八百多人的煤矿,由我、矿领导、工头和若干保安组成的特殊群体,在早班矿工升井时堵在了井口。我带着标了号码的明军动势图(图7),站在五米宽的通道中间迫使每个从我两侧走过的人都不低于2.5米的距离,以不放过矿工帽下任何细微的表情。选出了合适的二三十位矿工,按图的动势拍照。那些鲜活的形象使我几乎全部刷新了画面上原有的明军面孔。我再次感到了生活的伟大,生活永远比我们的想象更加丰富(图8)。

  

图8 李爱国 《于谦》作品草稿

  于谦的形象是想象合成的。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于谦。但我找不到他。他的面孔应自信、坚毅、果敢,透出江浙人的睿智。直至2015年底草图趋于完成的前几天,我忽生灵感,一次性地画出了他的形象(图9)。

  

图9 李爱国 于谦草稿

  

图10 李爱国 《于谦》作品小色稿

  《于谦》的小色稿0.6米×0.43米用了四十天完成(图10)。小色稿关系到未来作品的格调。任何一点疏忽都会使作品效果大打折扣,几年来为此付出的心血将被稀释。作品其实拼的就是最后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其余都是过程和铺垫。

  2016年春节之前,真正的考验终于来临了。为了这一天。我准备了三年多,可又不希望这一天过早的到来。我既要把草图的感觉尽可能少丢失的传达到宣纸上,又要和我已往画作的面貌有所不同。第一笔是紧张的,失败的。我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选择了从画面左下角马鞭画起,草图上的细节还是被损失了,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我反而冷静了下来。经过思考,我调整了笔的水分改变了笔法勾线,直到四月底才把画面所有的线条跑完一遍。

  我的早晨每天从八点钟开始。过了八点或突然被打乱了规律便会感到不安。规律常常比决心更加重要。心情好时十点钟散步二十分钟,十二点吃饭,午睡半小时,下午一点半至六点工作。晚上处理杂事,游泳或散步。

  收听有声读是我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从录音磁带、VCD、DVD、活动硬盘到现在手机中的“西玛拉雅”,让我生活在现实和想象的世界里。使我的思想向更深远的地方伸展,让我在作画时从未感到过孤独。近一年来,感动并影响我的是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以及《东线狙击手》,《渴望生活凡高传》等。这些伟大和崇高时常伴随着我。一个人内心世界越是丰富,对外部世界的依赖就变得越小。习惯和专注让我在接听电话时常常难以应对,不得不打的电话也要鼓足勇气,几天后才拨出号码。几年来,我几乎没有完整的参加过美术界的活动。那怕能提前半天到京,也要赶回来并从容地坐到画前。

  我抛开了所有能抛开的事情,甚至连规定的课程也被几次推迟。艺术创作靠的是恋爱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我虽缺乏宗教精神,但相信劳动和创造。艺术家生命的意义是每天像牛马一样的辛勤工作。这种劳动一旦中止则标志着创造力的完结。

  凡是没有付出过较长时间得来的经验往往是靠不住的。艺术比科学更难。有许多说不清的因素魔幻般的左右着你。开始画的很顺利,结果却不理想。原本无望的画,完成时却出乎意料。

  然而我还没有摆脱落墨窘境。能用的方法、手段并没收到预期的效果,画面仍旧是苍白的。但我的笔从未停下过。我想起抗战中最悲壮的石排保卫战师长胡胡琏的话:成功虽无把握,成仁早有决心!正是这种死战不退精神,八千中国军队抗击了几万日军海陆空立体式的进攻,确保了陪都的安全。

  我还要感谢三位助手所做的工作。除了参与资料收集,李芳为在煤矿收集素材起了重要作用。姜鲁沂参与了横构图小色稿及竖构图原大草图的绘制工作,后因健康原因退出。梁荣辉参与了竖构图原大草图及正稿中几位明军将领的盔甲及部分图案道具的勾线。

  六月初又一次看到了曙光。我终于找到了塑造人物的方法。六月中旬是我在北大最后一次带学生出国考察。在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法国参观了许多博物馆。这是我第五次参观卢浮宫,和以往不同的是众多的欧洲绘画并不像以往那样令人瞩目,而真正发出耀眼光环的是达维特、格罗,习里柯、德拉克洛瓦以及印象派的画家们,让我仰视并仅能望其项背。

  如何及时发现解决创作中随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我的答案多是在散步或游泳时思索并获得的。我认为健康与思维是个整体。考大学、考研究生等我从没让自己乱过方寸,从不熬夜且始终保持着运动的习惯,它让我在创作《于谦》时能每天站立八小时以上并保持着良好的创作态。

  几年来,我没有过三十、初一、五一和十一等节日。2016年北京的桑拿天竟然是在不经意中度过的。我不习惯空调,只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大白天常常被身边点着驱蚊的艾香,熏的眼睛干涩,喉咙说不出话。然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每天清晨醒来,离交画的最后期限又迫近了一天!

  八月十五日已经到了交件时间,我落墨的工作才刚刚结束。而我正常的作画速度上色须是勾线加落墨时间的1.5倍,即再需要十四个月。我知道这次是我根本迈不过的坎。因为我已没有了时间!我想起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曾国藩。名将就是这样炼成的。此时,妻子承担了着色的工作,她曾有过在我工笔人体画《丽水》和草原风情画《天路》等着色经历。我的工作是调色并告诉她着这块色的区域。我终于投入了最后的预备力量——晚上的时间。工作分成了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阶段,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在紧张的忙碌中,画面渐渐地燃起了希望之光。

  我感到有可能在交稿时,上满除人物肤色外的所有颜色。相对于我过去作画速度奇迹还是产生了!9月10日送交评审时,画面已见不到白纸,尽管颜色还很浅淡。

  在云南几天短暂的写生中得知作品已被通过。我匆忙赶回了北京。9月31日组委会办公室派人把画送来,我再次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我几乎每小时看一次时间,以计算是否能完成当天规定的任务。10月25日下午三点取画的车到了,我还拿着吹风机吹着尚未干透的颜色。

  画的取走妻子的心一下子空了。我俩告别了地狱,也告别了天堂。留下的只是空荡荡的画墙……

  十一月上旬的一天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去国家博物馆给装框露出的白边儿补些颜色。到了那才得知一些画家已经或正在那里对其作品进行修改。妻子陪着我,带上画具每天站在升降机上开始了最后一次的修改工作。

  由于要去江西参加评审,11月14日下午四点半,我告别了七天来忙碌的生活准备去洗笔,走到北二厅门口回头向《于谦》投去一撇,发现最前面的烟尘形状不够理想,再给我二十分钟就能把它收拾出来。但是没有这个时间了,否则会误飞机的。七天作画给作品带来的变化是显著的。将展览时出版的图片及作品名称扫码出现的图片再与作品展览时对照便可感受到这一变化。我记起托尔斯泰的一段话:当表述一个众所周之的概念时我只需半个小时就足够了。但是要想在二十年以后人们还能记起我作的这一工作,我就得花费一生的时间。我还想起他另一句话:作品预设的打击力量应该放到最后!

李爱国 《于谦》 510x380cm 2016年

  《于谦》作品背景:土木堡事变大明的精锐五十万尽失。面对瓦剌人入侵京城守军仅两万余人。急调各地勤王之师陆续到达北京共计二十万人。虽总人数是敌五万骑兵的四倍,但所守十三座城门,每个城门仅均一万有余。探究明军惨败皆源于出城迎战。因其马上格斗及耐力皆不及游牧民族。纵观明代仅于谦和袁崇焕敢于出城与敌死战。于谦身先士卒,选择压力最大,敌骑主要来犯方向的德胜门,率兵出城即令插死城门。回城,或是裹尸而还,或是凯旋而归。

  作品共出现八十位人物,十余匹马。结构安排,明军占画面的三分之一,瓦剌人居三分之二。但明军的外轮廓是积极主动的;瓦剌人是消极被动的。明军制敌重在火器,所以突出了火铳的作用。画面里明军中间以上的部分是射击团块,下面是冲锋团块,暗示着阵地的前移。画面左侧,从骑兵格斗、滚鞍落马、垂死挣扎、到马弃尸而逃,系统的再现了骑兵格斗的连续动作。同时我还突出强调了韵律和节奏。《于谦》也是我的历史画中最满意、下工夫最大的一件作品。

  该作品突出的特点:一、个人风格鲜明。采用全新的表现方式,把特定的气氛推向高潮。如果用传统单线条勾勒加色彩平涂,很难表达战火硝烟的战争气氛。二、构图。把事件的发生、发展通过一个静止的画面表现出来,于谦在画面中占醒目位置。明军虽杀的瓦剌军人仰马翻,但后续瓦剌骑兵仍锐气不减。暗寓着德胜之战虽胜但未伤瓦剌精锐。三、色彩的简洁。我用暖灰作主色调。它如同乐章的主题曲一般或长或短、或强或弱、或聚或散地出现或潜藏在画面的各个部分,把瓦剌和明军两个河道统一了起来。色调定了,如何着色让我再一次面临考验。因为在明度较暗的地子上着色,稍有不当就会损伤墨气,甚至破坏画面原有的黑白结构而导致作品的崩溃。以往的任何经验都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半夜醒来常为此想到天亮,最后硬是在脑子中凭着推演法解决了此难题。我再次体验到了创造带来的喜悦并希望它能抚平为此画付出的所有艰辛。

  展览开幕时我没有喜悦,没有悲伤。有的只是疲劳。唯一感到慰藉的是几年的时光没有白白流失。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经融进了作品里,在这崎岖的山路上,我以所能做的全部精力向上攀登,尽管也曾怯懦或动摇,但我从未停下过,当我在.高处放眼望去,看到了那片神奇的土地。

2017年2月25日于北京